近百岁老兵的爱党情结

柳瑞深  口述   际云  记录整理

柳瑞深近照

    我叫柳瑞深，曾用名柳永青，出生于1926年，今年已经96虚岁。若是四舍五入，可谓百岁了！即使不用四舍五入，用民俗中的闰年闰月算法，我也应该达到期颐了！

    我目前仍耳聪目明，思维正常，记忆清晰，行动方便，如果现在有人祝我“长命百岁”，我一定会不高兴的；当然，如果有人祝我“健康长寿”，我一定会很开心！因为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，历经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土地改革、公社化、改革开放等时期，我深深地感受到，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，如今我们的国家，正处于繁荣昌盛的时代，所以我怎么甘愿舍弃这美好的盛世呢！

   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，但是对党却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一路走来，更是真真正正地体味到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！

    请让我将思绪拉回上世纪二十年代——

    我父亲是一名泰国华侨，我是在泰国出生的。3岁那年，由于家庭事务原因，我被母亲带回祖家潮阳和平中寨。5岁时候，母亲要带我回泰国，当时人已到汕头，谁知祖父却派人将我从汕头哄回，大概是想在故乡留下一个祭拜祖宗的“香火袋”。于是，母亲只能偷偷掩泪，带着一腔无奈及沉重的思绪，独自坐上火船出行。我想，当时火船“呜呜”的汽笛声，应是母亲在呜咽抽噎！而我，却被一袋杨梅和一件玩具哄骗至祖父母身边。  

    因为是华侨家庭，所以我的童年生活还算是衣食无忧，并且能够进校读书，14岁就高小毕业。当时，家乡附近有个南侨中学，1938年底由中共潮普惠南分委统战部长马士纯创办。学校旨在培养抗日骨干，由教师讲抗日救国形势，对学生实行抗战教育，培养抗日力量。记得南侨中学有一位叫张寄尘的美术老师，虽然我不是他学生，但我喜欢看他画画，时常去他那里，一来二去，跟他混熟了，他也边作画边为我讲述画中寄意，并将抗日救国的道理渗透在其中。不知张寄尘老师这名是否真名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张老师的言谈举止应是共产党员无疑，而我真正接触到共产党，并且感受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应该是从张老师开始。虽然那时懵懵懂懂，但还是分辨出共产党是好人。

    不久，家庭变故，祖父祖母先后去世，家中两年死了三人，我只能靠亲戚照顾，过着半吃半饿的日子。民国三十二年，也即1943年，瘟疫肆虐，许多人在死亡线上挣扎，我饿三天三夜，漂流到了普宁流沙街头，忽然来了一队国民党兵，其中有一人是我的远房亲戚，名叫柳金茂，我像发现救命稻草似的，奔上前去，要求他帮我带入伍，才不会饿死。金茂兄带我去见连长，连长见我个子不小，又难得有文化，就同意我补员进去。因此，我不是被抓壮丁或卖壮丁入伍的，卖壮丁还能值几个钱，我是为了每天有几两糙米饭而参加国民党兵的。假如当时遇到的是一支共产党队伍，我也照样会投靠过去的，只要不让我饿死就好，更何况当时共产党给百姓留下很好的印象。

    入伍后，部队开往清远，编入第七战区保安二大队，主要负责保护广东省政府，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是李汉云。因时局动荡，省政府曾先后迁至和平县、河源龙川老隆镇等地办公。这期间，我经常向士兵或周边群众，灌输从张寄尘老师那里听来的，或者从进步报刊看到的一些抗日救国道理。因谈得头头是道，不少人私下称呼我为“先生”。

    1944年，我被编入“挺进独立二支队”，投身到抗战的大潮中去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，我被编入中央军政部学兵总队部兵独立第一团。后被团长林光雄选入“中国驻日占领军”，准备派往日本，被选到的才30多人。当时驻日占领军的最高将领是孙立人将军。队伍先是开往香港九龙，后又转坐火车往上海吴凇口，并在赴日前准备接受老蒋的检阅。谁知过不了几天，内战暴发，部队没有赴日，而是转坐船往江苏南通天生港，先是驻扎盐城，因部队中四川人多，多吃麻辣，我很不习惯，后来探听到附近的海安有一支国军的广东部队，便和一名叫梁佳的广东兵，在一个黄昏，偷偷跑过来投靠。虽然中途历经艰辛，但是广东部队还是接受了我俩，这可见当时国民党部队的随意性。不过，当时我的内心，更是向往共产党部队。因为他们纪律严明，发展趋势良好，特别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，在百姓中有口碑，只可惜找不到机会投诚。

    可以这样说，在那个年代，因我比较有文化，加上比较幸运，几番辗转之后，1947年秋，我被西安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军官训练班，吸收为第十六期学员。1949年5月1日，训练班迁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。毕业后，便返回原来的广东部队，任排长，并随部队赴四川。不久，部队在执行任务时受包围，在我鼓动下，部队在四川省新都投诚，终于成为共产党部队，我无比兴奋，也无比开心。同年冬，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威远县基干大队服务，因工作出息，还被任命为军事组长。期间，还为当地乡村党支部排难解纷，帮他们做些资料和宣传等工作，受到当地干群好评。

    参加解放军之后，虽然我努力改造思想，积极进取，为部队做了许多有益事情，并受到首长的肯定和赞扬，但是，由于母亲思儿心切，在抗战胜利后就已经回故乡，并多次托人捎信给我，要我回乡团聚，因此，1950年冬，我在部队指导员的再三挽留声中，挥泪洒别，从四川泸州退伍回家。

    当然，我并不因为离开了部队，就对党脱离了感情，反之是更加浓郁，特别是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人民翻身得解放，进行了轰轰烈烈地土地改革，分田分地，我也积极地参与其中。因为当时前来主持工作的不少是北方的南下干部，同群众语言难以沟通，我就充当起义务翻译员，好多重要会议，我都到场，帮忙写宣传标语，整理会议资料，宣讲党的方针政策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还记得土改的工作组长姚文勇，副组长冯桂兰，都是共产党员，但他们却是北方来的干部，我这名翻译，为他们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。

    说句实在话，回乡后，看到共产党给老百姓带来诸多好处，看到共产党是实实在在在为人民服务，看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，一个在天一个在地，我确实有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冲动。然而，我的家庭成份是华侨地主，虽然后来改为华侨商人，但是我还背着国民党老兵的包袱，而且相关证件都已丢失，因此，我只能把对共产党的爱隐藏在心灵的深处，并化为日常对党的默默忠诚。

数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，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，依然改变不了我对党的一往情深。特别是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，高瞻远瞩、总揽全局，思想深邃、内涵丰富，我更是热血沸腾，心潮澎湃，对共产党更是充满憧憬！适逢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，因此请允许我深情地呼唤一声：中国共产党，我爱您！祝您万寿无疆！同时祝祖国江山永固，四海升平！